歪脑读

1953年的柏林、1956年的布达佩斯、1968年的布拉格、1970年的但泽、1981年的华沙；当然还有1989年6月北京的天安门广场。为什么这种相似的剧本对香港人来说，无法想像？

“作为学者，我不为任何国家利益服务。从个人道义的角度，我希望为公共利益服务。”

两年后回望这一天，在花季无忧的年龄，这件事成使得他们的人生走上不同的分岔路。

生活不再是买车、买房、存钱、事业有成……疫情让人们意识到世界上有许多无法控制的障碍和困难，因此重新思考工作在生命中所占的比重。

（若）没有女权主义视角的解读，会造成很多对彭帅乃至女性受害者的误会。

离港前的一段时间里，Steve Vines也收到过来自第三方的警告，提醒他要小心言行：“（对方以）非常间接的方式（提醒），直到今天，我仍然不知道这到底是来自官方的警告，抑或是有人在找我麻烦（making trouble）。”

《返校》以大量恐怖素材连结党国时代的威权统治，血腥与鬼影片段以外，更多是深植于台湾人心里、害怕被国家机器操弄的深层恐惧。

在艰辛的打假消息路上，台湾的公民团体们期待越来越多民众学会善用科技新工具，传递值得信赖的资讯，化解分歧与对立。

离不开中文社交应用，也就离不开审查

“所有的创作，根源都是来自自由的心灵。所以如果你处在一个地方，没有自由的心灵，所有的东西创作出来都是不真诚的。”